摘要:
  其实圈内人都知道,拍卖行勾结卖家为某一类拍品虚开天价“做标”,引诱更多的买家上杆子跟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年苏富比和佳士得就因为经营此道在美国深陷“官司门”。可是,尽管这样做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但由于拍卖行与卖家的相关利益过于紧密,故他们精心策划和运作的各种“局”,一般情况下很难被外界知晓与揭露。记者曾接触过三位拍场老手,他们的自身经历或所见所闻让我震惊。

  第一位是10几年前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拍场老千”金先生,他回北京探亲时在一个朋友家碰上我。刚开始接触时我发现他话语不多,非常谨慎,要想从他嘴里套出些有用的东西相当困难。有一次我的朋友请金先生吃饭,刻意安排了金先生年轻时候的一位相好作陪,也许是旧情难忘,也有可能是他想在昔日女友面前表现自己的非凡经历,金先生多喝了几杯酒,终于一反常态地打开了话匣子。

  “……刚开始去香港我还是喜欢赌,只要手里有几个钱就去澳门碰运气,没两年就把舅舅留给我的遗产输光了,接着我又开始变卖舅舅生前收藏的古董。你们知道的,我在北京的时候也搞过收藏,对那个行当还懂得一些。有一回,我送了一只乾隆款的玉笔筒去一家外国拍卖公司托卖,有人告诉我,要想让拍品卖出好价,还是要有那些对中国古董似懂非懂的洋人出价,他们更舍得掏大钱。而要让洋人出手,又得要有中国人先起哄,因为那些洋人对中国古董的价值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那就是有没有中国人加入竞买,参入竞买的中国人越多,价格出得越高,他们就越发觉得这件东西一定有收藏价值或市场价值,便会冷不丁地从半路杀出。那些洋人一旦喊价,就不会轻易放弃,就像我们钓鱼时看到的那种情景,有些鱼儿一旦上钩,不被人钓上来决不会吐钩。

  “于是,我请了两个朋友帮忙做局,交付押金,领了两个号,去现场参加竞买。上拍那天,我那只乾隆玉笔筒刚开始没人真正举牌出价,只有我的两个朋友按照商量好的价位相互竞价,当叫到1500万港币的时候,大鱼终于出现了,一个英国人举牌,开口价就在前一位叫价的基础上直接加30万。这以后,两个朋友轮流看我的眼神出牌,一直将价格抬高到500万港币,然后撒手,将最后一棒留给了那位傻大个子英国人。

  “一周后,我去拍卖行办理领款的相关手续,被他们一位高级主管请进了办公室。那位主管是个台湾人,见面就对我说:‘金先生,你好厉害呀!’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条道上的话,以笑代答。主管又说:‘你还是头一次干这种活儿吧?’我以为他说的‘这活儿’是怀疑拍品的来路不正,便信誓旦旦地告诉他,那只玉笔筒是舅舅留给我的财产,送交拍卖行时已经出示过具备法律效果的遗产清单。那个台湾人听完我的话,坏坏地一笑,继续跟我玩起猫捉老鼠的把戏:‘用你们大陆人的话来说,金先生你真逗!明明知道我讲的是什么,还要跟我兜圈子。其实大家都是明白人,有话明处讲,何必收收掩掩,显得多么不友好哇?我还跟你说了,就你在拍卖现场做的事情,是要负担法律责任的!’

  “这一句话出来,吓了我一身冷汗。对方不但识破了我在拍场上做的局,而且显然还调查过我的来历。我当然没傻到给人这么一咋唬,就马上承认自己所干的事情。我继续装傻说:‘先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情?我送东西到你们拍卖行委托你们拍卖有错吗?怎么卖是你们的事情,有问题也是你们的过错,关我何事呵?’

  “那位主管突然板起脸说:‘既然金先生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干过的事情,那我们就只有去警方报案了!好像金先生在大陆那边的时候,名声也不是太好?’

  “尽管我已经完全相信自己做局的事完全败露,但是我也明白,仅仅单凭他一面之词,没有我那两位朋友的作证,就是警方也奈何我不得,因为他们俩参加竞价事先都按规定交过押金,合理合法。我借口上洗手间,去那里迅速给那两位同样也是来自大陆的朋友通了电话,他们俩都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哥们决不会出卖朋友!那人肯定是讹诈……’

  “打完电话后,我心里更加有数,回头就跟那位台湾主管说:‘如果你刚才是跟我开玩笑就算了,我不跟你计较。要是你当真,我会跟你对簿公堂,香港是法制社会!诬告是要遭到法律反坐的!’

  “那个台湾人不紧不慢地对我说:‘钱呢,你也不忙领,等警方把事情调查清楚了再讲……’

  “又等了一周,没等到拍卖行的电话,也没等到警方的调查询问,我简直是度日如年。第10天上午,我硬起头皮再度走进拍卖行。真是见鬼!那位台湾主管见到我又是拍肩膀,又是打烟上咖啡,就像见到一位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此前他威胁我要报警的事情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最后怎么着?你们猜猜看……这一回呀,我不但将那笔拍卖玉笔筒的钱上税后一分不少地进了账,还就此成为了那家拍卖行的合作者!怎么合作?当老千,我给他们当老千!此前他们是试探我抗威胁的能耐,看我在东窗事发时能不能够冷静应对。后来那个台湾主管还告诉我,他是在现场从我和两位朋友使眼色交流叫价的小动作上看出破绽的,他建议我往后在现场表情要更加自然一点。

  “我接的第一笔单子是替人洗钱,随便从荷李活道买一只普通清代民窑瓷瓶,请人在底部仿写官窑名款,然后以洗钱人的名义委托拍卖行运作。紧接着,拍卖行按程序发动宣传机器,在各种媒体上将编造出来的清官窑神话大张旗鼓,就那一次我才知道许多‘国宝’是怎样出炉的,知道了自己也有古代术士们那种‘点石成金’的能耐!到拍卖现场,我又带着那俩哥们以买主的身份举牌竞买,一口气将那只瓷瓶的成交价打上1000多万港币……自然,最终掏钱和收钱的都是那个洗钱的主子,左手出、右手进,除了要交一笔税金和佣金,其它1000多万来路不明的钱便经过漂白,成为拍卖会上的合法收入……这以后,我继续留在香港为那家拍卖行效力,每接一单生意,我按1%提取佣金……”

  我的第二位受访者原是某国际知名拍卖行的一名高级雇员,复姓欧阳。欧阳先生几年前从国外辞职回到北京,开了一家艺术品经纪公司,专门从事代客挑选高档艺术礼品方面的业务。我是在北京古玩城一个卖古董的朋友处认识欧阳先生的,开始我本来是找那位古董商打听国际艺术品拍卖价格方面的事,因为那位朋友曾多次出国捡过“漏儿”。后来,欧阳先生进来了,卖古董的朋友说:“您问欧阳先生吧,他在好几家国外拍卖行干过活儿!”看来欧阳先生是这里的常客,来这里为雇主挑选古董作礼品。也许是出于对卖古董的朋友的尊重,欧阳先生对我的问题有问必答,完全没有什么顾虑。

  “……通过拍卖行运作的一些高价拍品,有些的确有猫腻。这里面有几种情况,比方说,有的卖家手里有多件同时期的某种类别古董,便找拍卖行商量——比较买家来说,毕竟拍卖行与卖家靠得更近些,因为这里面的利益更加直接、更大——卖主会提出要求,我答应把一批收藏品交给你拍,但是你们必须保证我的最大利益。这里面的‘最大利益’当然指的是成交价。一般人会认为:拍卖会上的成交价谁能控制得了?可是实际情况是,从一开始对某件拍品的估价到宣传造势,以及主动为之寻找对口买家,一直到拍卖现场拍卖师的节奏掌握,都与一件拍品的最终成交价有着直接关系,而这些环节的操作力度,又在拍卖行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只要把握得当,一件本来只值几十万的拍品,结果拍出几百上千万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我在美国本部工作的时候,担任亚洲区部门负责人,曾经经手过一件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拍品是几十件中国明代瓷器,藏家是一位法国移民。首先是我们公司看中了这一批以青花为主的瓷器,要求为那个法国人举行一次中国明代瓷器专项拍卖会。卖主提出,我愿意将这一批藏品都交给你们运作,但你们必须保证所有藏品的总成交价不低于8千万美元。

  “我们专门为此召开会议,对这一批明代中国瓷器的每一件估价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觉得可以答应藏家的要求。接下来,我们专门邀请记者采访那个法国人,为他的收藏经历和这批即将投拍的藏品编写了一大篇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那些故事有些是多少有点真实事件作基础,然后进行文学加工,有些则是捕风捉影,还有的干脆就是无中生有的虚构。比方说,这位法国收藏家的先祖是八国联军的中尉军官,曾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再配上一张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旧照片,照片上有一大堆跟拍品吻合的瓷器,标题写上‘某某中尉在北京的住所’。故事中还有某某中尉在中国淘宝的传奇经过,每一件重点拍品都附带一个惊险刺激、扣人心弦的故事,有死里逃生,有悲欢离合,还有柳暗花明……

  “然后再接着进行媒体集中轰炸,‘一批来自中国的宫廷重器惊现纽约!’‘一批将要上拍的中国文物引发中国人强烈反应!’中尉不住军营住胡同,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抢走一批明代民窑瓷器,牛头不对马嘴,令人啼笑皆非。尽管如此,报纸一登,互联网上恶炒,没几天就有大量的中国网友发起‘正义声讨’……如此一来,那一批明代青花瓷器还未公开露面,就已经变成中国‘国宝’,并被炒作成跨国文物事件,完全符合有故事、有争议、有来头的拍卖3要素,为后面的系列拍卖营造了强势舆论氛围。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拍卖行成功运作一批古董,经常要进行一系列的精心策划,并且分步骤去实施。就像那一批明代青花瓷器,打广告、做宣传造势,还不是马上就可以一股脑全都拿出来上拍,所谓物以稀为贵嘛!几十件没有标杆的东西突然亮相,价格肯定上不去。我们从中挑选了1件器型少、品相完美、制作工艺比较好的物件,事先组织了四五个喜欢倒腾中国古董的客户来参观预展,从陪同客户参观以及跟他们交谈中窥探他们的单个心理价位,然后再专题研究在拍场群体竞争氛围下拍品可能达到的价位,最后才敲定起拍价。

  “那是一件明代永乐年景德镇生产的外销青花瓷瓶,起拍价定在120万美金,这在当时美国市场上的中国瓷器当中算得上是很高的价格。我们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几个客户私下透露的心理价位大致相当,我们事先估计成交价会在500万美金上下。结果让我们倍感鼓舞,开拍后,几位欧美的买家相互咬价抬升,接近500万的时候,一位亚裔客人突然举牌,而且一出手就超出前面竞价台阶的两倍,——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们那位客人是谁——又经过大约4分钟的较量,那位亚裔买家最后以接近700万美元的成交价拿下了拍品。

  “有了高价标杆,接下来的活儿就好干多了,我们先后为那位藏家举办了两场明代瓷器专项拍卖会,拍品全部成交,而且每件拍品的平均价格都在60万美元以上。

  “上面这个案例属于拍卖公司的正常商业手法,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另外还有一些案例一旦败露,却会导致拍卖公司身败名裂。2000年,美国的一家大拍卖公司,就曾经不止一次玩过类似于股市中‘倒庄’的手法。我也曾经奉命玩过一次,那一次拍品是一只清代官窑器物,卖家和买家是两个同胞兄弟,哥哥到拍卖会竞买弟弟的拍品。这件事是由拍卖公司和买卖双方协商后操作的,事先三方一起给拍品定好一个真实的成交价,记得好像不到100万美元。上拍后照常竞买,不管拍卖会上的最后成交价是多少,结算时仍然按照最初协商好的价格结账。最后,这件清代官窑器理所当然地转落弟弟之手,成交价好像是1600多万美元,创下了远远高出同期同类拍品数倍的天价,但弟弟付给哥哥的钱还是90几万美元。这样做的好处是拍卖行和买家、卖家三方都获利。哥哥本来就打算用这个价转让拍品,弟弟用低于成交价10倍的钱买下了创下拍卖记录的天价标杆,以后再拿出来拍卖将获得巨额利润;拍卖行不管你怎么折腾,他坐地分赃、旱涝保收……”

  欧阳先生最后说:“我们中国人真傻,总是把洋人的好话当‘人头马’喝,几句就可以把我们灌醉,以为洋人卖的东西就是好东西、就是国宝,相信那些洋拍卖行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实现‘国宝回归’!呸!真正的好东西都叫洋人摆进他们的博物馆里了!有谁见过英国拍卖行把大英博物馆囚禁的中国绝品文物拿出来拍卖?”

  我的第三位受访者是中国内地一位富豪收藏家的艺术主管齐小姐,她曾先后几十次代表老板去境外参加国际艺术品大拍,据齐小姐自己讲,由她经手买回来的中国古董总数有几十件,成交额达数亿元人民币。讲到境外拍卖公司的商业手段,齐小姐感受颇多。

  “一般人都说,在国内拍卖公司买东西很难让人放心,主要是假货、赝品太多,拍卖公司的毛病也多。其实国外拍卖公司也未见得那么十全十美、洁白无瑕,只不过是各有各的猫腻而已。我去境外参加艺术品拍卖会不下100场,刚开始也和大多数初次出海‘泼血’的同胞一样,老是上当受骗——你不知道‘泼血’是什么意思吧?这是我们这边圈内人的话,专指去海外参加拍卖会、烧大钱竞买文物的行为。

  “别看那些外国拍卖公司表面上文质彬彬、礼貌周全,又是发邀请函、又是请你参加酒会,那只不过是他们前期垫付的钱而已,最后还得让我们加倍偿还。就这样也有区别对待,你只要跟那些欧洲人站在一起,哪怕人家不买他的东西,拍卖行工作人员也明显用正眼看高鼻子、斜着眼看我们。这还不讲,有些拍卖行赚了你的钱,还要给你设局。

  “我亲自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去境外竞买一幅中国画。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境外拍卖会,老板怕我经验不足,便让那家拍卖行给我推荐了一位很有名的亚洲艺术品鉴定专家当顾问,我们按照一定比例给对方支付劳务费。后来你猜怎么着?那个所谓的专家是一个走黑道儿的艺术品经纪人,大嘴吃三方,除开拍卖行给他开工资之外,我们买卖双方他都‘通吃’。在我们这边尽量夸张拍品的艺术价值和商品价值,煽动我们不惜血本、志在必得。在卖方那边则拍着胸膛保证一定要让你这幅画拍出多少多少天价,然后也按成交价比例再提成一笔钱。这里面只有两个明白人,一个是拍卖行主管、另一个就是那位黑经纪人,我们买卖双方都蒙在鼓里。

  “一直到两年后,黑经纪人得罪了那幅画的卖家,那个卖家来找我们揭露事实,我们这才如梦初醒,知道上当受骗了,那幅画根本不值那么多的钱。这次经济危机刚开始,我们就以不到上次拍卖成交价1/3的钱,将那幅画转让给了别人,净亏100万。说来说去我们中国的收藏家太实诚,容易受骗上当,以为人家拍卖的东西价格越高,就越有收藏价值!”

  尽管记者更愿意相信齐小姐说的话:“我们中国的收藏家太实诚,容易受骗上当”。但是又不得不指出,贪婪并不是骗子们的专利。在许多场景之下,贪婪是骗子和受骗者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这种情况,一些在局外人看来是一目了然的幻局或骗局,但是局内人却乐此不疲地参入其中,为什么?原由很简单,利益所在,谁都想借机分得一杯羹。然而,这种局套里的分配方案,往往不是由弱者来制定,所以,才有了艺术品资本角斗场上的输家和赢家。

  提及近年来中国文物在国际拍卖会上不断标新立异、屡创天价佳绩,我们不得不感谢英国佳士得拍卖行。是他们以卓越的战略家眼光,发掘了一个被世人遗忘已久的文化古国,并天才地打断这个文化巨人的肋骨,用以捏造一座座财富的丰碑,从而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启动了一个成交量名列世界第3位的巨大艺术品市场。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中国文物的天价标杆几乎全都出自佳士得和它的冤家伙伴苏富比之神手妙笔。

  继2005年天价元朝“鬼谷子”下山以后,2006年,佳士得拍卖行又一口气连续刷新了中国明清瓷器的两项历史记录——在5月举办的春季拍卖会上,一只当年被一对苏格兰夫妇当台灯座用的洪武朝“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几经佳士得妙手回春,终从最初42万英镑的成交价飙升至8323万元港币成交,创造了明代瓷器的历史神话;半年后,在秋季拍卖会上,一只清代乾隆朝“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以1.5港币落槌,再一次彰显了清王朝遗物不可战胜的财富魅力。

  记者读不懂的是,至今为止,分别高高耸立于元、明、清三代文物最高顶峰的此3件宝物,它们的横空出世竟然都那么怪异——“鬼谷子”拍场一见后就彻底“躲猫猫”了,那只“洪武瓶”则完全相反,被新主人澳门赌王史蒂夫•韦恩(Steve Wynn)安置在澳门博物馆公展,赌王说自己并不懂得中国文物,买下这只明显价格被高估的瓶子,只是为了讨中国人高兴,更方便自己继续在澳门做生意;那只以8倍于起拍价成交的亿元“乾隆碗”,则一举打破亚洲艺术品、清宫珐琅彩瓷器等多项拍卖记录。但是,常人一定很难想象:这件拍品的整个交易过程,竟然是香港富豪张宗宪(卖家)、张永珍(买家)兄妹之间的一出“换手”游戏!

  这一切,都向我们昭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我们流亡海外的帝国遗物已经沦落为西人的金钱筹码,而由佳士得拍卖行炮制的一场场捍卫中华古帝国尊严的“灵魂之战”,很多只不过是在拍卖行牵控下的“富偶”游戏,对于迷恋此道的普通人,甚至是一些虽然家产万贯,但还没富裕到钱多得没地儿花的内地富豪来说,参入其中无异于赌博,倘若一味子盲目跟风,大概最终也只会剩下一样人尽皆知的结局。




选自:吴树《谁在拍卖中国》 第四章 流亡帝国的自豪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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